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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府州折氏的忠诚

     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姜锡东

府州折氏从不反北宋,而且世代忠于北宋,为北宋统一和边防做出积极贡献。要因有三:

第一,特殊的历史和方位。在五代和北宋时期的府州北面,是强大的契丹国。因契丹长期侵犯、掠夺、凌虐党项等族,府州折氏在五代时就非常仇视契丹。北宋前期,契丹与府州折氏数度血战,双方成为世仇。西面是李氏党项,双方关系在五代时就很不和睦。后周显德元年(954年)任命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,引起李彝兴强烈不满。史载:“定难节度使李彝兴以折德扆亦为节度使与己并列,耻之,塞路不通周使。癸未,上谋于宰相……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书责之。彝兴惶恐谢罪。”可知,李氏、折氏此前早有仇隙;这一事件,李氏因折氏而受到周世宗斥责,双方仇隙扩大。显德五年(958年),折德扆不远千里到开封陈留县迎谒周世宗,请求内迁,估计是与李氏党项矛盾加剧,受到李氏党项挤压。李继迁反宋后,曾大举进攻麟府地区,折家将遭受很大损失,双方铸成世仇且日益加深而不曾缓解。北面、西面都是世仇死敌,府州折氏只能向东、向南寻盟结好。

第二,赵匡胤等北宋君臣对府州折氏政策特殊而得当。对此,戴应新(1989年)、周群华(1990年)、李裕民(1998年)和陈君愷(2000年)等先生已经先后做出很多精确论述。这里只在前贤基础上再强调、深究宋太祖的决策及其长期的积极影响。熙宁八年(1075年)正月,张方平回答宋神宗询问时说:“太祖不勤远略,如夏州李彝兴、灵武冯晖、河西折御卿,皆因其酋豪,许以世袭,故边圉无事。”至于宋太祖“许以世袭”的具体内容,今难详知。但有一条,也是最关键的一条,是允许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,此朝野共知的政策。除世袭知州这一最大特权外,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给予府州折氏的特殊政策,还有如下3种:

1)允许折氏家族成员在府州担任文武要职。如宋仁宗宝元二年(1039年)八月之前,折谏担任府州都孔目官、勾当府谷县。“折氏许多族人参与了州政。”在折家将军队中,折氏族人更多。宋真宗咸平二年(999年)八月,李继迁部大举进攻麟州。“知府州折惟昌与从叔同巡检使海超,弟供奉官惟信,率兵赴战。”“折家将”战斗力强,与亲族统兵有直接关系。宋仁宗皇祐四年(1052年)折继闵逝世时,“部曲、姻戚、门生、故吏哭于辕门者以千数。”折氏军队和府州官吏的家族化颇为突出,但从宋太宗朝开始,中央派入流动性“正官”,其家族化有所削弱。

2)赋予特殊的刑罚和行政权。宋太宗至道三年(997年,太宗已于三月去世,真宗继位)十一月,“知府州折惟昌等奏:‘臣父(折御卿)尝奉诏:‘归投蕃部中,有怀二者,便令剪除。’未敢遵奉施行。’诏如有蕃部委实违背者,依蕃法例行遣。”折御卿在开宝九年(976年)宋太祖逝世前接任府州知州,宋太宗至道元年(995年)十二月去世,他接到的诏令可能来自太祖,更可能来自太宗。按此诏令,只要怀疑蕃族投归者有二心,不必核实、上报,就可剿除。而宋真宗赋予折惟昌的刑罚特权是,按照“蕃法例”处理,不必按照内地法例。在内部行政中,府州折氏也有特权。宋仁宗嘉祐五年(1060年)九月,“遣中使赍诏抚谕知府州、如京使、廉州刺史折继祖。初,继祖欲解去州事,下河东路经略安抚使梁适体量,适言:‘折氏累世承袭知府州,本族仅三百余口,其所部沿边蕃族甚众。凡犒劳以俸钱,而所用不给,素于蕃族借牛耕莳闲田、以收获之利岁赡公费。且朝廷俾之承袭,即与内地知州不同。比年监司一以条约绳之,尤为烦密,继祖内不自安,遂欲解去。乞慰存之。’故遣是诏”。可知折氏治下的府州的租税、经费等政策,原先就与内地迥然不同。“比年监同一以条约绳之,”使知州折继祖难以忍受,便以辞职表达不满。梁适调查情况后,宋仁宗派中使“赍诏”抚慰挽留,才了结此事。中使所携诏书内容不详,估计当有承认府州特殊施政之令,所以此后未再出现辞职等事端。

3)特殊礼遇。宋徽宗政和五年(1115年)三月十日,太原府路都监、知府州折可大奏:“伏覩皇太子受册礼成。伏闻凡宫闱大庆,虽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,臣家亦尝贡方物,或遣母妻入觐。盖祖宗眷遇特厚。今欲乞将己俸进马二十匹,庶效臣子之恭。臣已将马价钱赴州军资库送纳讫。切恐有司不知有此体例,不为收接。伏望许令投进。”诏依所乞。折可大上奏之时,已是北宋末期,距北宋建国已有155年,折氏世袭担任府州知州之职已超10人。折可大对皇帝的“特厚”眷遇、赋予的特殊“体例”,非常熟悉。他在奏文中提到的特殊礼遇和体例主要有两条:一是凡遇宫闱大庆,“郡邑小臣于法不许称贺,”而府州知州折氏允许。二是一般文官武将不许派母妻入宫朝觐,府州知州折氏却准许。从北宋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,也确实长期赋予府州知州折氏一系列特殊礼遇,并且把一些特殊礼遇法规化。《宋史·职官志·吏部·司封郎中,员外郎》记载:“凡庶姓孔氏、柴氏、折氏之后应承袭者,辨其嫡庶。”与孔氏、柴氏并列,折氏享受特殊礼遇规格之高确是异乎寻常。

第三,府州折氏与中原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比李氏更密切。研究论述党项李氏和折氏的专家学者,几乎都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他们与内地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,但都忽略了二者的程度差异。这种程度差异,与其地理位置、便利条件之差异密不可分。府州紧邻黄河,一过黄河就与中原内地连为一体,是中原内地主要的良马来源地之一。而李氏统治中心先在夏州(今陕西靖边)、后在兴庆府(今宁夏银川),与中原内地的距离比府州更远一些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陕北地区沟壑纵横,交通不便,封闭性强,与中原内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比府州地区更加困难,更易于养成独立意识。很显然,这是造成李氏反宋自立而折氏亲宋忠诚的深层次基础性原因。

通过上述考察可知,党项李氏叛宋自立与折氏亲宋忠诚,都非偶然,既有历史、地理原因,也有政策调整原因。对北宋中央政府来说,历史背景、地理条件是既成事实,无法改变,而政策调整是随时可变的。政策的调整与改变,却有正确与错误、得计与失计之分。北宋时期的官员,认为中央政府对党项李氏“失计”而对折氏“得策”者不乏其人。其得其失,均成历史遗产。内含之教训与经验,常闻常新,永远值得后人警醒借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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